农二代深圳彩印厂真实的打工生活：30年中国换了人间，为何打工者仍旧“一往无钱”？

　　[导语]一名典型大学毕业的农民工二代应聘到深圳一家智能卡彩印厂打工，面对恶劣的住宿和工作环境、不堪重负的劳动强度、任意克扣工资和社保的厂方、穷困得超乎想象的工友，最终他选择了逃离。我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30年中国换了人间，打工者为何“一往无钱”？

一‍、二十年沧海桑田，“城中村”居民的命运并未改变

　　我到过深圳多次，母亲从1996年外出打工，直到2011年才回到县城工业园上班，期间基本都是在深圳。父亲也曾多年在深圳打工。以前来深圳都住在母亲所在的工业区，这种经历曾误导我对深圳的判断，一度曾以为电视上、书上或者别人口中都在夸大深圳繁华的事实，因为我多次见过的深圳甚至比自家所在的县城还要脏乱差。后来才清楚，这种误解源于两极化的城市发展模式，深圳自有其繁华的一面，但对于像母亲这样的最底层劳动者来说，即使他们上班的地方离城市繁华的中心地带只有一墙之隔，也只能生活在城市为他们圈起的底层人的生存场所。

　　我住宿所在地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樟坑径上围村，虽称为“村”，但已不再是传统农村的景况了。这里的主要职能是工业生产，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广东省内外的农民工就聚集在这类工业园里。这种工业区常被称为“城中村”，有它自己独特的模样。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有着相似的生活和命运，男男女女都长着一副打工者的面孔。

上班期间园区外的行人稀稀落落，一到下班时间马路上的人群便川流不息，热闹非凡。各种生活垃圾随处可见，商店里摆放的也多是些经济实用的商品，除几个大型超市外，很难在这里看到属于大都市的各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产品。几十米一见的派出所报警电话提醒着每一个人要随时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二‍、1800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是“看起来很美好”

　　元宵节刚过，大量务工人员就离开家乡回到这个劳务输入大城，白天在繁忙的街道上、工厂门口到处可见正在找工作的人。虽然每个厂在加班费、伙食住宿费、全勤奖等方面会有些细微差别，但总体的待遇最后算下来都差不多。一个普工(工厂里大部分都算普工，少数是技术、管理人员)如果加班少的话一个月就2000元左右工资，如果加班时间长(比如一天加班4个小时)的话也就3000-4000元，一般不可能超过4000元。

　　几乎全部工厂的底薪都是1800元左右，这是根据深圳市新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设立的，深圳市从2014年2月1日开始执行每月1808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全国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我国各地政府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可以很好窥视中国劳资关系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一般应当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而我国各地政府设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都低于国际惯例。例如，根据《深圳统计年鉴(2012)》，2011年深圳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是55143元，折合月平均工资4595元，而该市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320元/月，仅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28.7%。

　　所谓最低工资标准在某些私企其实就是工人的最高工资标准，大多数工人的底薪只会低于而不会高于这一标准。而且，很多小工厂连最低工资标准也执行不了。比如，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深圳市平时的最低加班工资是15.6元/小时，周末的最低加班工资是20.8元/小时，而我所在的私企乐X厂平时的加班工资是12元/小时，周末的加班工资是15元/小时。并且，乐X厂自己规定实行26天制(法律规定的是22天制)，这样，工人星期六的上班工资就按照平时工资计算，而不是按照周末加班工资计算。

按照工厂的工资标准计算，我后来16天的工资是1200多元。2014年3月10日，针对工厂的这种克扣工资行为，曾经找工厂进行了讨薪。在据理力争之下，我拿到了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结算的工资。能将工资讨回是因为讨薪数目不大，实际上大多数工人的讨薪之路并没有这么容易。乐X厂有三位工友也曾经因为类似的普通劳资纠纷从上告劳动局到拿到钱耗时差不多两个月。为了拿到钱，他们不得不经常往返劳动部门，好不容易等到劳动仲裁书下来之后他们还得三番五次地去找老板要回仲裁书规定的赔偿，有时候他们还会受到老板的威胁恐吓，工人的讨薪之路异常艰辛。

通过讨薪，笔者拿到的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的工资是1800多元，工厂实际克扣工资幅度达1/3左右。如果是在生产旺季工人大幅延长加班时间的情况下，其实际克扣工资的程度则更高。当这样冷冰冰的事实和主流媒体宣传的盛世中华两相对照，我不禁要问，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中国？


　　三‍、以罚代管彰显厂方赤裸裸的强势和专制

2月20日，来深圳的第五天，我成为深圳市乐X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正式员工。像很多厂一样，乐X厂现在正在大量招人，进这种小厂做普工几乎没有任何门槛。

在正式上岗之前，公司前台拿了一份《新进员工协议书》让我签字。协议书中有两类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一类是诸如强制类的词，如“必须”，“必须按要求穿戴”、“必须服从”、“必须由主管或者经理确认”等;一类是处罚类的词，如“处罚”、“扣”、“以……论处”等，工衣与厂牌“必须按要求穿戴，否则每次处罚10元”、“对扰乱秩序者一律按规定予以处罚”、“打卡后无故未到工作岗位者，经发现以旷工论处”、“员工迟到1分钟扣半小时正班工时……旷工一天扣三天工资”等。

协议书的用语无不彰显着厂方赤裸裸的强势和专制，但即使面对工厂再苛刻的纪律和规定，工人也只能选择完全服从而无法协商。工厂的这些规定并不是一纸空文，经常在宣传栏上看到的各种罚款公示便知道这些规定是工厂的重要管理手段。


　　四‍、工厂内冰冷的机器和疲惫的员工

　　笔者进厂这段时间，新员工入职与员工流失每天都在发生。笔者被分配到啤切车间。啤切车间放着六七台不同模型的机器，但只有一位工人在开着其中一台机器，他就是我的师傅(“师徒之情”早已被大工业的流水线所冲淡)。

过了几天才知道，原来啤切车间只有两名员工，实行两班倒，每人负责12小时的生产。乐X厂是生产各种卡片的，比如会员卡、广告卡片等，我在工厂的这段时间主要是在生产会员卡，一张简单的会员卡有十一个生产工序：胶印、加膜、磁条、定位、合成、冲切、QC、DOD喷码、写数据、查码、包装等。正在运转的啤机就是对应“啤切”这个工序，它把一大张卡片纸板切成二十五张VIP会员卡。每切一张卡都会连续发出“噔、噔、噔、噔、噔”的响声(响五次)，啤机强大的冲力使得这种声音可以响彻整层车间。刚听到这种响声的时候可能还不觉得它刺耳，但在车间工作几个小时之后你就不得不开始承受它的折磨了。

　　师傅对我的提问有问必答，但只答不问。他长着一副老成的面孔，和他十八岁的年龄显得极不相称。他是一个做事很勤快、踏实的人，但性格内向，在厂里没有几个聊得来的工友，平时吃饭的时候总是见他一个人拿着智能手机一边吃饭一边看着视频。后来笔者才体会到这个岗位对于工人性格的禁闭作用。40平米左右的车间里不停地响彻着机器的噪音，除了六七台机器的陪伴外车间里再无一人，车间的门关起来之后(车间的门一般不允许开着)这里犹如一个被世界隔离的小孤岛。一个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人变得冷淡和沉默实属正常。

　　进厂第二天，师傅就跟我说起前一段时间啤切车间有一个工人受伤了。不久，师傅也发生了工伤，被一台烫印机压到了手掌，幸好伤得不算太严重，只对两个手指和掌背进行了缝针和包扎，没有造成残疾。对工人尤其是整日都在操作机器的员工来说，工伤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它是工人潜在的巨大威胁。

　　在乐X厂期间，我每天的动作就是把一张大的卡片放到啤机上切成小卡片。这样连续工作一个小时后，手依然在惯性地挪动，但是神智逐渐地陷入麻木。看着没有一点温情的车间涂墙和地面，看着每天都雷打不动立在那个位置的冰冷机器，每天走进厂房都有一种车间恐惧症。

　　由于囤积了大量订单，老板安排我们(师傅工伤后又招了一个人)倒班，我被分到夜班，时间是晚八点到早八点。流水线上的辛苦在夜班上成倍地扩大。深夜，四周安静下来，啤机发出的声音显得愈发剧烈，此时笔者的体力也困乏到了极点，意识逐渐进入昏昏沉沉的状态。难以熬下去的时候只想把产品丢开回去睡觉，大不了不干了，但为了生计的工人却不能不干。上过夜班之后，总觉得怎么睡精力都没法完全恢复，除了中午实在饿得不行到外面吃饭的那点时间外，都躺在床上。但是，还没等身体恢复过来就到晚上八点了，只能继续架着疲惫的身体，拖着昏昏沉沉的脑袋回到那个冰冷的车间。


　　五‍、穷屌丝的生活如此不堪

　　进工厂后就和其他工人一样住在工厂的免费宿舍里。宿舍的门很破烂，摇摇欲坠，已经失去了上锁的功能。住在宿舍里很难有安全感，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笔者都得把自己的钱包和手机放在枕头底下，有时候半夜醒来还得摸摸，检查这些东西是否还在。有过贫穷经历的人都知道，穷人承受意外事故的压力和成本会比富人巨大得多。

　　宿舍如果住满的话可住8人，但总共只住了6人。总有一些刚进厂的工友想搬进来住，但剩余两张床铺是危床，已经住不了人了。其实，我们睡的床铺都存在危险，上铺没有栏杆，睡上铺的人有掉下来的危险。很多床架的螺丝固定处都已松动，用点重力就很容易散架。为了让床架更加结实，我们把其中3个上下铺的床首尾并在一起，互相靠着牢固一些。

　　下班之后宿舍楼里吵闹非凡。洗澡、洗衣服、打闹的声音交杂在一起，无不显示着工人们从工作岗位上解放出来的兴奋和粗犷。上班的乖顺和下班时的热闹彰显着工人两极的生活世界。也有不少工人下班之后第一时间是躺在床上休息。

6人中有4人没有钱吃饭。这不是夸张，而是客观事实。来工厂三四天后，我就不敢在钱包里多装钱了，一般只在钱包里装少于20元的钱，不是怕被偷或被抢，而是怕被人借。这次身边只带了三四百块钱，买了必要生活用品后就只剩两三百块了。刚进工厂没几天，就有3位工友跟我借钱，其实，他们不会问你借很多钱，一般最多不会超过100元，更多的时候则是10元、20元、30元或者50元，主要用于生活支出，如吃饭、买生活用品、买香烟等。但是，后来笔者发现借钱的或者潜在借钱的人太多了，那几百块钱根本应付不过来。所以，第三位工友来借钱的时候我只能把空空的钱包掏出来给他看。

　　工人在经济上的窘迫一方面是因为工资低廉，另一方面是因为物价昂贵。据一些长期在深圳务工的工人介绍，每次他们工资上涨的时候，工业区的物价都普遍上涨。比如房租，每次工资上涨后，房租必然跟着上涨。工资和物价的这种灵敏关系是这种工业区的普遍现象。虽然这些年工资看似涨了不少，但随着物价和房租的上涨，他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的是工资不涨反降。好多年前他们每个月也能拿到2000元左右，而现在物价翻了几倍之后他们的工资也只是2500元左右。


　　六‍、《劳动法》－－那仿佛是遥远的事情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的一场大火造成86人死亡，数十人重伤。这场大火后政府于1994年颁布了《劳动法》。2008年，《劳动合同法》也在国内的巨大争议下正式实施。我国开始实行自由劳动市场后，两部主要的劳工法律相隔15年才正式颁布。

　　有一类行为虽然严重违犯劳工法律，但却司空见惯，劳动者的上班时间和休息休假问题便是典型。《劳动法》明确限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等。然而，对于中国几亿农民工来说，这样的法律规定可操作性令人怀疑。“旺季时累死，淡季时饿死”是对当下农民工的生动写照。

以我在乐X彩印厂的16天为例，16天中只因工业区停电时休息了一天，加班总数达到37个小时，这还只是在订单正常季节的加班时间，旺季工人必须毫无选择地为工厂拼命加班，每天加班时间至少从2小时延长到4小时，甚至更长。这样工人单是在岗时间就不少于12个小时/天。工厂可以随时要求工人每餐吃饭时间从一小时压缩到半小时，这边饭刚进肚里，那边就开始投入到紧张的生产中了。

　　这种加班制度在珠三角地区并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有些工厂的工人甚至需要毫无节制地加班。老板毫无顾忌地使用工人的劳动力，怎么上班、什么时间上班完全由工厂自由决定，工人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工人唯一的权力就是选择走人。这是生产旺季时的状况。而在淡季，工人只能拿那点不会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底薪过日子。订单不稳定是小工厂的常态，这意味着这种工厂的工人随时可能陷入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但工人并不能从超额加班或停产中得到经济补偿，因为这种状态一直被视为“正常情况”。

　　不为劳动者缴纳或者不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也是工厂存在普遍的现象。2014年4月14日，东莞裕元鞋厂发生了工人罢工，罢工人数后来达到4万左右，并且裕元集团所在的江西分厂也进行了罢工。罢工的直接导火索是工厂没有足额给工人缴纳社会保险。4月23日，民主与法制网发表了题为《还有多少社保纠纷要靠大罢工解决?》的文章，揭露了山东西王集团不足额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违法事实。我所在的乐X厂也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如今工厂的一个大黑洞，这种问题通常只在工人举行大罢工之后才引起重视。